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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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澄波女兒陳碧女的回憶：

「 三月二十五日，父親被載出來槍殺，到底是什麼罪我們不知道，也沒有通知什麼時間什麼地點要怎麼處理，我們都不知道，我們只是碰巧遇到。我還記得是一輛卡車，插著一支白白的旗子，就像現在電視上常看的連續劇，四個手被綁著的人背後插一支長長的五角形的牌子，用大字寫著名字，由警察局押出來遊街，經過中山路到嘉義噴水池，再轉火車站。我們在中山路附近看到父親在卡車上，那時年輕人不管是台灣人外省人，出面都危險，我說：「重光，中山路人比較多我跟車子後面去，你走小巷繞道過去。」弟弟沿著中山路邊巷子邊躲邊跟，我跟在車子後面一直跑一直跑，車子開得很緩慢，路邊看到的人有的搖手，不知道在交換什麼訊息，有的敬禮揮手道別。我一路跟著，忽然間父親和我的視線碰在一起。我繼續跟，跟到車站，卡車還沒到車站先對著車站廣場右邊砰砰砰砰開槍，車站的人都逃走。之後，一個一個放下車來，下來時都沒有力氣了，有的是摔下來的。在開始槍斃第一個時我不知哪來的膽子，拉著兵仔的褲管，不知用什麼話講的，反正講得通就是了，我說：「這個是我父親，他是好人，你們要探聽清楚，探聽明白才能槍決。」他將我踢到一邊去，開槍一個一個開始槍斃。可憐的父親，是最後一個被槍殺的，最後一個最痛苦，第一個被槍殺不知人事就算了，父親必須保持知絕看著第二個、第三個在他身旁被槍殺。兵仔和父親距離三公尺，第一槍沒有打到…第二槍才打中父親，父親可能不甘願，沒有向後仰，向前倒下去。

四周的看了，哭的哭，都安安靜靜不敢講話。不知過了多久，好像很久，家人去借板車，借不到，去借東西都借不到，所有親戚朋友都一直疏遠我們，怕我們會連累到他們。後來五叔拿塊木板，連同弟弟和幾個五、六十歲的人，年輕人都看不到，一同去車站將父親屍體扛回，放在客廳裡。我也不知怎麼回到家的。到家，古早人說死在外面的人不能進家門，母親說：「不行，要讓他進來，他是冤枉死的。」將板子鋪好，放在客廳裡，被打到的槍口血水一直往外流，一直往外流，家裡的棉花不夠，去買，沒人敢賣給我們，一個平日交情最好的醫生，姓張，他也不敢來，誰都不敢來。後來五叔弄來一捆粗棉，往傷口一直塞一直塞，到底也幾個傷口也搞不清楚，拼命塞。這時，家裡附近什麼人都有，都是在監視我們的。塞到血流稍止時，母親將他身上平常常穿的西裝稍微整理一下，不知道是母親叫人來拍的，還是母親親自拍下父親死後躺在客廳裡服裝整齊的寫真。我第一次看到這張寫真是在民國四十多年，母親親自將父親死後躺在廳裡的相片藏得很緊，我們都不知道，後來她身體越來越差，才拿出來交代弟婦。

我從小就是一個開朗的女孩，蹦蹦跳跳的，幼稚園參加跳舞啊、同樂會啊，父親都跟著緊緊的，最疼我。父親受難時我在家裡是最大的孩子，卻不能救他，是我一輩子最大的遺憾。…他是一個好父親。

父親在裡面被凌虐時自己也有覺悟，從警局偷寫信出來。…父親明知自己快斷了這口氣，信中還是充滿對藝術界的關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