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學術討論

這次疫情中，歐美內部呈現出的不同政策應對路徑——即以美國、英國（以及德國）為代表的事實上的“群體免疫”的路徑，和以意大利、西班牙、法國為代表的比較接近東亞應對疫情的政府主導嚴控路徑，可以追溯其內在的文化差異：前者為新教傳統，後者為天主教傳統。

拉丁國家雖然平時顯得極為散漫，但民眾與政府事實上均抱有相應的期待，因而危機帶來時雖然不免前期手足無措，但政府會選擇犧牲經濟保全民眾，而政府主導下的緊急狀態，雖會引發部分知識分子（如意大利思想家喬吉奧·阿甘本）的強烈不滿，卻能為普通民眾所認同接受。

而新教國家，面對疫情危機時，被稱作資本主義精神的那種力量，則會天然地選擇以最大化保護資本利益和社會秩序（特別是經濟秩序）的“畜群免疫”方案，無論是像Boris Johnson那樣試探著說出來還是只做不說。

有心人或者可以寫作一部名為《新教倫理與群體免疫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s and the Spirit of Herd Immunity）的作品，作為對於韋伯提出的那個著名命題的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