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學術討論

沈逸 複旦大學國際政治系副教授

新冠病毒導致的疫情，已經在全球範圍累計造成了超過10萬名的感染者。從國際關系和全球治理的角度看，抗擊新冠病毒疫情是一場不期而至的全球範圍的治理能力極限測試，在國際體系、國家以及國家內部，全方面的對以公共衛生協調為代表的全球治理機制、對主權國家的危機管控和應急響應能力、以及國內各級政府的認知和執行能力，進行了一場突如其來且近似極限的能力測試。

從宏觀和整體上來說，這場測試涉及的內容大致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對表層行動能力的檢測；
第二個部分是對行動能力背後觀念認知的追問，大致涉及個人與集體的關系、程序和實質的關系、認知和行動的關系等幾個方面；
第三個部分則是對價值觀念的挖掘，涉及回答的核心問題是，人的生命究竟有多重要。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公布的數據，截止2020年3月8日，全球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已經超過10萬例，達到106893例，3月7日當天，全球新增3735例，其中中國新增確診102例，新增死亡28例，除中國以外的國家和地區，當日新增確診3633例，新增死亡78例；全球共93個國家和地區發現確診病例。

為了指導各國抗擊疫情，世界衛生組織提供了開放課程（Open WHO），翻譯成了17國語言，已經有161000名學習者進行了學習。作為聯合國下屬的機構，世界衛生組織在其擁有的能力和資源的基礎上，正在以人們可以感知的方式，發揮著相應的作用。

從實際效果看，包括向全球發出公共衛生緊急狀態的預警，就WHO的設計職能而言，也基本上屬于滿功率運轉了。但是客觀的說，新冠病毒全球擴散的實際數據，反映出了一個客觀的事實：面對公共衛生危機，現有WHO能夠達成的全球協調，可能還有相當的提升空間。

換言之，在體系層面上，新冠病毒爆發後的初步測試結果顯示，現有的全球治理機制安排，確實有持續提升和完善的必要性、迫切性以及可行性。

新冠病毒疫情爆發之後，有自媒體發表文章討論，新冠病毒疫情是不是壓垮全球化的最後一根稻草？這個問題的提出，以及這一類文章的解讀，從潛意識裏使用的方法論來說，是建立在三個錯誤的假設基礎之上的：

第一個錯誤的假設是曆史處于一種循環的狀態，在狀態A和B之間不斷反複切換，但這不過是用二維視角去理解三維體系導致的誤讀，曆史是螺旋上升的，不可能循環，更不可能倒退；
第二個錯誤的假設是將全球治理理解為一種人為追求的狀態，沒有看到全球治理背後的全球化是市場——或者更直白的是資本，內生的結構性需求，對全球一體化大市場的追求，不過是當初對國內市場一體化的全球翻版，這是一個曆史性的進程，沒有任何國家有能力實質性的阻斷這個進程；
第三個錯誤的假設是可以用退回前全球化時代的方法，來解決全球化過程中出現的問題。看到全球化進程中出現了問題，當然比看不到問題是一種進步，特朗普及其團隊就是憑借這一點，在2016年擊敗了希拉裏，歐洲國家所謂的反全球化、英國的脫歐，核心也在于此。

但是，全球化進程中出現的問題只能通過對全球治理的良性變革來加以實現，而不能通過摧毀或者實質性阻斷全球化來加以實現，這就是為什麽美國的貿易摩擦措施也好，對華為公司的制裁和限制也好，遲遲無法發揮預期效果的深層原因。

新冠病毒疫情的出現，同樣也是如此，人們事實上已經發現，新冠病毒要求的是一種更高質量的、優秀的全球治理，而不是各個國家消極的回到老死不相往來的狀態。

在主權國家層面上，伴隨病毒的爆發和全球傳播，中國以及中國以外的國家和地區，從中央/聯邦政府，到地方/州政府，以及更基層的治理單位，首先面臨的一個問題是，什麽更重要，人的生命，還是市場的信心與經濟的發展？

理論上，這不應該成為一個問題，尤其是在歐美發達國家。至少從非西方的視角來說，這不應該成為一個問題：還記得當初感動無數人的美制經典大片《拯救大兵瑞恩》麽？不過在現實中，在此次抗擊新冠病毒的疫情中，人們在相當數量的歐美國家看到的，似乎並不是現實版的《拯救大兵瑞恩》，可能也不是其他的美劇，而更像是變異後的著名詩篇：愛情誠可貴，生命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抛。

為了絕對意義上的個人自由，以意大利為典型，在是否帶口罩的問題上，表現出了某種比較讓人迷惑的執著的抗拒；甚至還有所謂哲學家用疫情來探討政府虛構嚴重程度來擴張自身權力的，當然有人會津津樂道地說，這種觀點得到了回應和反駁，體現了西方言論自由之美；但是，如世界衛生組織考察團首席專家在回答《紐約時報》評論時所指出的，抗擊疫情的核心要素是速度，換言之，就是時間。任何這種看上去很美的言論自由，其所耗散的時間，都是以病毒的擴散以及人的生命面臨的威脅來計算的。

另一種令人感到情理之外、意料之中的操作，出現在美國。這種操作的核心，就是強調新冠病毒是個大號的流感，絕大多數可以自愈，多數是輕症，死亡率大概在2%到4%；但其實這裏存在一個很大的誤解，關于輕症的誤解。

2020年3月5日，《紐約時報》刊發了對WHO中國考察專家組組長艾爾沃德博士的訪談，其中專門就何為輕症有過問答。記者問，什麽是輕症、重症和危重？我們以為“輕症”就像輕微感冒那樣的。
艾爾沃德博士指出，“輕症”是檢測陽性、發燒、咳嗽——甚至可能是肺炎，但不需要吸氧。“重症”是呼吸頻率上升，血氧飽和度下降，所以需要吸氧或用呼吸機。“危重”是呼吸衰竭或多器官衰竭。所以，所謂80%的病例是輕症，並不是我們所想的那樣。不過，值得關注的是，美國在應對新冠病毒疫情時，表現出與人們對全球唯一超級大國認知不符的微妙操作：

●當新冠病毒疫情在中國爆發，而中國政府組織奮起抗擊的時候，美國政府扮演了旁觀者、持續道德說教以及偶爾幸災樂禍的角色：美國駐華大使館用微博官方賬號，對美國“沒有阻礙”放行或者協助搬運華人華僑群體捐贈物資的行為描述為全球的標杆，用于自我表揚，吸引中國粉絲的好評，以及用最廉價的方式向全球展現美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
●被美國收留的紅色通緝犯和邪教團體，在美國的庇護下，通過全球社交媒體傳播新冠病毒的虛假信息，诋毀中國抗擊疫情的努力；
●持自由主義立場的美國媒體，為中國國內希望實行顔色革命的個別人物提供發聲舞台，將疫情看作是在中國推行蘇東式變革的戰略機遇，表達找到新冠病毒作為同路人的按耐不住的喜悅和欣慰之情；
●個別媒體，通過美國國內部分智庫精英的文章，表達具有顯著種族歧視色彩的觀點，體現個別有高等亞裔心態的編輯，嘗試表達某種不可明說的心聲；
●個別美國官員，以商務部部長羅斯，以及國務卿蓬佩奧，則表現的更加赤裸裸，一個，把疫情看作是制造業回流美國的機會；另一個，則已經開始各種向中國甩鍋的準備。

當然，更讓人多少有點驚訝的，是當新冠疫情在美國開始出現顯著的流行迹象時，美方的總體應對策略，實在不像有一個多月緩衝期後的表現：控制言論，不發表精細的、統一化的數據，沒有足夠的核酸測試盒，設置嚴苛的檢測標準，誇大測試範圍的時候不知道事先準備好足夠的測試能力，無法落實有效的居家隔離。當初武漢/湖北對團拜會等的蜜汁熱愛，在美國表現為對與競選造勢相關的大規模人群聚集的不離不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