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學術討論

周國正 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榮休教授
一、港府情態

香港亂局，可以這樣理解：特首林鄭月娥最初堅持通過《逃犯引渡條例》，但後來忽然在6月15日轉為擱置（近三個月後更完全撤回），在我看來可能是要避免在中美貿易談判中燒起另一火頭。

其實林鄭月娥對香港的泛民主派有認識，本來知道不應退讓，否則只會被理解為示弱，令對方坐大；與泛民打過交道多年的人，不難具備這種認識：
香港泛民是很特異的政治人物，一般搞政治的，都知道政治是妥協的藝術，尤其是在彼此強弱懸殊的情況下，稍有政治智慧，都懂得見好就收的道理，否則就會如《韓非·亡征》所言：“國小而不處卑，力小而不畏強，無禮而侮大鄰，貪愎而拙交者，可亡也……恃交援而簡近鄰，怙強大之救而侮所迫之國者，可亡也”。
1997年香港回歸初期，連司徒華、李柱銘等重量級泛民都因中央對港政策的寬松而大感意外，到2003年撤回第23條立法，2012年撤回《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中央和港府都是息事甯人，一再滿足對方要求，但泛民卻毫不領情，只是得寸進尺。早期中英聯絡辦事處主任姜恩柱的名言“香港是本難懂的書”，也當是就此而發的慨歎。

今天更非比從前，除了傳統泛民之外更有一大批大中學生，他們一般鄙棄傳統泛民，視為只尚空言，多年來一事無成的dead wood（朽木、廢物），兩者之所以站在同一陣線，只基于一個共同點———都是反政府、反中而已。
這些青少年大部分固然只是參與和平示威的“和理非”派（和平、理性、非暴力），但也有不少已經變成暴亂分子；他們非常善于“獨立+思考”，獨立者——完全不參考學者智者的意見，完全不顧慮行動可能引致的後果，完全不肯易位思考以了解對方立場，甚至完全不理會如何與同侪協作方可成事；思考者——想到什麽就做什麽，充分體現了2014年占中事件時出現的名言——你不代表我。

他們名副其實是烏合之衆，衣如烏鴉，以隱蔽的電子通訊方式聚衆鬧事，事後即作鳥獸散，他們既無組織，又無頭領，無一人能代表全體，商談、退讓？不知與誰商討、向誰退讓？與虎謀皮還可以見到老虎，與魅謀皮就完全白費氣力了！
今日亂局如斯，真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尚幸警隊仍能不避艱難險阻，不畏惡言咒罵，仍然緊守崗位，堅定執法。

二、暴亂內因

這次香港動亂，一般認為肇因于《逃犯引渡條例》。不錯，技術上而言正確，但這只是表像，不是本質，只是觸媒，並非本體。就如一次大火，點起火頭的可以是支火柴，但造成一片火海，本身必須另有大量的易燃物；吹熄火柴很容易，但只要易燃物仍在，大火就仍然繼續燒下去，就算這次連大火也撲滅了，以後另一支火柴、另一個煙蒂、另一次泄電，甚至另一天日常的煮食燒水，也總會再一次又一次做成火災。
這正是今日香港的情況，《條例》先是6月擱置，繼而9月撤回，但仍然野火燒不盡，此熄彼又生；因為瞬間已經擴大為“五大訴求”，特別是其中的“雙普選”，涉及所謂更“深層次”的政治問題了；不過，這“深層次”有多深？

香港人向來是政治冷漠的經濟動物，這點舉世聞名；我整個教學生涯都是與青年打交道，其中對曆史、政治、國際事務，不要說認知，連稍有興趣的也如鳳毛麟角，和我們六、七十年代那種熱切探求、思考、討論大不相同，這也是我多年來的感慨。
大學裏的圖書館，除了試前幾周，平日總是空無一人，看到的幾乎都是館員；每次請外來學者講演，主辦者都頗傷腦筋，場面冷落，聽衆三兩，對主講者如何交待？有幸終于有聽者提問了，一開口多是普通話，因為那是內地來的，香港本地的學生哪裏去了？這種情況絕非始自今日，十多年來已經如此，也不限于敝校，一談起來，各校同行都相視苦笑。
我們那時代，看武俠小說是要深夜躲在被窩裏用手電筒偷著看的，因為會被視為無心向學的疏懶行為；現在中學老師知道學生看武俠小說，卻不知有多高興，終于碰到一個肯看書的學生了！其他的一看到文字，尤其是大篇幅的，就頭疼；要跟他們做閱讀理解練習，篇章一定要短，內容一定要簡單，否則就會怨聲載道。大、中學是社會的縮影，“沃土之民不材”，香港近幾十年來的富裕，令社會早已彌漫著一種膚淺反智、講求享受的風氣。

所以，怎麽一刹那之間，會忽然冒出那麽多具有高昂政治意識，願意為“民主自由”而戰鬥的青少年？

他們之所以忽然熱衷于政治，特別是雙普選，是由于接受了一套非常簡單，也因而完全不用思考就可以深信的說辭——今日的一切困境，都是由于現時政府施政向地産利益及內地利益傾斜，港人成了犧牲品，只要實現雙普選，就可以選出代表港人利益的特首，問題即會迎刃而解。

好！就算這套說辭起了“醍醐灌頂”之效，令他們一下子“驚醒”過來，卻也完全無法解釋為什麽其中的暴亂者會對另一方産生那麽強烈的仇恨，極端到要發人家庭隱私，務求可以罪及妻孥！

為什麽有些示威活動參與者衆多，而且其中的暴亂者行為如此狂暴？我們必須了解真正的“深層次”原因：
示威者忿懑、暴亂者狂暴，其實與政治訴求、政治取向無關，只是一種情緒反應，通過種種常人做不出來，甚至無法理解的行為，把內心的焦慮、不安、挫折、忿怒發泄出來。
我的學生之中不少也是如此，念大學時好好的很“正常”，現在卻大大變了樣子，雖然還未至于狂暴，但忿懑的卻絕不少見；他們由二十多到四十多歲都有，房子沒有，也很難有，有的只是孩子；工資可以維持目前生活，每年也去度度假的，看似很middle class（中産階級），但實際上沒什麽積蓄，更千萬不能失業，因為一失業就一無所有，不知如何是好。

可惜的是，他們又不能不擔心失業，因為職業穩定性正是現代社會所缺乏的，這是長期困擾他們的夢魇。
他們的世界，和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我們所認識的很不相同。那個年代，找到工作，通過試用期之後，只要勤勤懇懇就可以安穩地升職、加薪、做到退休，還有頗為不錯的退休金。但今天終身雇用制已經近乎不存在了，一般只是兩三年合約，到期還要按種種指標進行評核，最壞的情況是：即使你沒出問題，但只要不夠好，也要另謀高就。
當然，他們也可能沒察覺，一般現時的大學生和六、七十年代的大學生相較，不同的不僅是他們的世界，而且也包括了他們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他們的態度，不過懂得如此自省的人很少，他們只會為此而忿忿不平，你們這一代所享有的，為什麽我們竟然沒有？
沒房子、沒積蓄、沒職業保障，不時還要顧慮如何通過那些評核，父母輩那種生活無從企及，退休之後那幾十年更是想也不敢想，hanging by a thread（命懸一線），日積月累之下哪一個“正常人”不變得焦慮、不安、挫折、忿怒？
怒氣怎樣發泄？你固然可以對空大喊，但總不及弄個實實在在的bogeyman（傩鬼）出來讓自己揮拳痛毆來得痛快。現成的bogeyman有二(一般合而為一)：港府+內地；這兩個bogeymen，在不少香港及西方傳媒筆下一片黑暗，不僅是罪惡化身，而且是一切罪惡以及自己種種困苦之源，罵起來時候最容易站在道德高地，既感到自己理直氣壯，又絕少受到挑戰。

在make believe（自欺欺人）之下，內地和港府便成為示威者責難謾罵，暴亂者衝撞攻擊時仍然可以“心安理得”的nobel pretext（崇高借口），這樣的easy target（現成目標）到哪裏找？自然成為最佳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