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學術討論

根源：曆史重心的深刻位移

在唐王朝剪滅群雄、一統天下的過程中，雖然也發生過李密、輔公祏等人降而複叛的情況，但像河北這樣，窦建德、劉黑闼兩度割據，河北三次易手的非常事件卻實屬首次。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李淵三個最富才幹的兒子分別領兵征討同一個對象，這在唐朝開國史中更屬空前絕後。河北形勢之複雜、實力之強勁、反抗之劇烈由此可見一斑。

為什麽會這樣？筆者認為，這和隋唐易代時期的曆史背景是分不開的。隋王朝統一天下後，文帝炀帝兩朝為了彌合數百年分裂造成的地域鴻溝，非常重視對以河北河南為代表的東部地區的經營。尤其是營建東都，並在洛陽周邊興建了洛口、興洛等儲量巨大的糧倉，為人口的增加，經濟的恢複奠定了堅實基礎。隋文帝還派遣重臣柳彧持節巡視“河北五十二州，奏免長吏贓汙不稱職者二百馀人，州縣肅然，莫不震懼”。（《隋書·柳彧傳》）關中每遇糧荒，隋文帝還要親率數十萬吏民百姓到洛陽“就食”。

隋炀帝更是興建了大運河，將南方物資源源不斷運往洛陽及周邊地區，南北方經濟文化聯系日益緊密，而兩河在帝國版圖中的地位也日漸上升。雖然從西魏、北周，再到隋唐的統治基礎——關隴軍事貴族的重心是在關中和長安，但在隋末亂局中，大量牽制和消滅隋軍主力的，並不是割據帝國北部、西北部的劉武周、薛舉、梁師都、李軌、李淵，而是崛起于東部的楊玄感、李密、窦建德、杜伏威、輔公祏。尤其是河北窦建德、河南李密瓦崗軍、江淮杜伏威，成為最終推倒隋王朝統治基礎的“三駕馬車”。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李唐王朝雖然因為擁有了關中和長安，才得以東出潼關、統一天下，但這只是在東部各勢力彼此內耗之後坐收漁利的結果。關中地區對東部割據力量，並不存在實力碾壓的優勢。各種迹象表明，從兩河到江淮，整個東部地區已經成為隋唐帝國全新的戰爭舞台和曆史重心。

還有一點需要強調，河北還是北方草原民族與中原交往要衝。兩晉以降，匈奴、鮮卑、突厥、契丹、奚等民族便紛至沓來，河北地區民族和文化構成日益複雜。隋朝末年，中原王朝衰落，突厥等外族便將河北地區作為重點滲透地區，實力迅速壯大。史載此時突厥“控弦且百萬，戎狄熾強，古未有也”。（《新唐書·突厥傳》）在突厥的支持和影響下，河北民風日漸彪悍桀骜，這也是從窦建德到劉黑闼，唐王朝始終無法馴服河北的一大原因。

對河北窦建德集團處置不當及後來的政策錯位，給唐王朝造成了嚴重的曆史困局。

一個直接而最具危害性的結果，就是唐王朝並沒有充分認識到曆史大勢的演變趨勢，而懾于河北彪悍的民風和複雜的局面，繼續執著地實施關中本位政策。具體來說，就是執行東守西進、內重外輕的策略。

所謂內重外輕，就是將全國六百多個軍府中近一半的兵力部署在關中，以拱衛首都安全，而在河北地區則實施消極的保守政策。唐朝建都長安，以長安和關中為核心，周邊有西突厥、回鹘、吐蕃、南诏等強大民族。為保衛首都安全，也為開疆拓土，西北自然成為帝國經略重點。太宗到高宗前期，除了唐軍攻滅東突厥，征服高麗，再難看到唐王朝對東北邊疆的經略舉動，帝國將更多的人力物力資源用于西北地區征服。

滅亡西突厥、滅亡高昌、降服吐谷渾、遏制吐蕃擴張，一連串勝利奠定了唐朝皇帝從東北亞到中亞的“天可汗”地位。但在帝國真正的重心，以河北為代表的東北部地區，唐王朝卻用力不多，防禦較為薄弱。東突厥滅亡後，突厥降戶大量內附。本著懷柔初衷，唐太宗“主彥博語，卒度朔方地，自幽州屬靈州，建順、祐、化、長四州為都督府……乃以突利可汗為順州都督，令率其下舊部”。（《新唐書·突厥傳》）

大量突厥和其他少數民族部衆被遷徙到了河北中部和北部。唐王朝本希望教化其民，讓他們放棄遊牧，過上農耕生活，但大量胡族民衆的滲入，使河北地區胡化加劇、漢風漸去，自上而下形成了一種好勇鬥狠，骁勇尚武的民風。由于均田制和府兵制的瓦解，唐朝中央政府能夠掌握的武裝力量日漸縮水，越來越難以應對河北地區複雜的民族形勢，不得已更多依靠在河北地區設置節度使來負責對外防務。就這樣，位于河北中北部的範陽、平盧崛起成為帝國東北部兩大軍事重鎮，權力也越來越大。而從節度使到基層士兵，也多有胡人充任。

隨著唐王朝中央權力的衰落，藩鎮逐漸從帝國邊疆的開拓者和保衛者，演變成了帝國安全的威脅者和破壞者。唐玄宗天寶十四年（公元755年），身兼範陽、河東、平盧三鎮節度使的安祿山舉兵造反，率契丹、奚、同羅等族十五萬大軍南下，揭開了安史之亂的序幕。經過八年苦戰，唐王朝傾舉國之力，終于平定叛亂，但從此國力耗盡，一蹶不振，帝國前期在東北、西北各民族博弈中取得的優勢不複存在——吐蕃甚至一度攻入長安城內，冊立傀儡皇帝，“天可汗”的顔面被異族踏得粉碎。

而關中和長安，在政治和軍事上，已經從帝國的穩固後方變成了對抗西北異族的前線；在經濟上，隨著人口的增加，資源的匮乏，已經從自給自足變成了仰賴東南地區的運河補給，成為帝國的沈重負擔。唐朝以後，關中的戰略資源消耗殆盡，長安也再也沒有成為任何王朝的首都。中原王朝的經濟中心和統治重心，都隨著大運河的開發逐漸向東南地區轉移。其主要外部威脅，也從西部的突厥、回鹘、吐蕃，轉移到了東北的契丹、蒙古和女真。

而安史之亂平定後，策源地河北並沒有重回唐王朝控制，反而被表面上歸順的安史叛將們瓜分，成為賦稅不納，自立為王的國中之國。藩鎮之禍從此如潰瘍般反複發作，直到唐朝滅亡。

余緒：手足相殘的悲劇宿命

對窦建德、劉黑闼集團的反複戰爭還帶來了一個附帶結果，就是激化了李唐王朝內部矛盾，直接促成了玄武門之變的爆發。

在李唐王朝太原起家、定鼎關中、消滅群雄的過程中，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都各有功勞，但以秦王李世民功勞最大。李淵曾經對李世民許諾：“若事成，則天下皆汝所致，當以汝為太子。”（《資治通鑒·唐紀六》）後來李世民雖然固辭而止，但隨著權力的擴大和功勞的累積，這個許諾無疑激起了李世民的奪位野心。

虎牢之戰，李世民力克王世充、窦建德兩大勁敵，風頭一時無兩，這也難免引起高祖李淵和太子李建成的猜忌。

眼見被弟弟李世民趕到突厥的劉黑闼又卷土重來，此時還是太子洗馬的魏徽勸說李建成：“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只是以年長位居東宮，並沒有大功以鎮服海內。今劉黑闼散亡之余，人數也不滿萬，如果以大軍臨之，肯定能夠消滅。殿下應該爭取機會帶兵出征，求取功名，同時結納山東豪傑，才可以坐穩太子之位。”由是“太子乃請行于上”。（《資治通鑒·唐紀六》）李淵為了遏制李世民的功勞和權力，全然不顧李世民先前征討劉黑闼的辛勞，把平定河北當做太子坐穩權力寶座的砝碼，便同意李建成率兵征討劉黑闼，並取得了最後勝利。

然而，各自立有大功的兄弟二人更加水火不容。從此，雙方各樹黨羽，暗中使勁，四年之後，一場驚天之變在玄武門上演。李世民殺掉了哥哥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成為皇位爭奪的最後勝利者。玄武門之變還在唐王朝曆史上首開惡例，事實上宣告藩王可以以武力爭奪皇位。從此，宮廷政變如跗骨之蛆般在唐王朝反複上演，直到滅亡。

曆史記載，直到唐朝滅亡後的五代時期，河北地區還有民衆在祭奠窦建德。窦建德竟以這種方式與唐王朝近三百年的動蕩相始終，不能不讓後人扼腕長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