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學術討論

大家都聽到了 是他叫我打 我才打的
皆も聞こえだろう 自分から殴るて言だろ

像這種要求 我這輩子都沒見過
変わった趣味だな 聞いたことてないよ

九品芝麻官日配，不是翻譯，影片中聽到的

本文轉載自微信號“西西弗評論”，作者：西西弗評論J

新冠肺炎目前披露的數據，有很多值得分析和研究的地方
數據來源：
本文的分析是基于截止到1月27日上午8點30分數字

根據國家衛健委，湖北省衛健委和各省衛健委的數據
截止 1月26日2時，全國 共報告確診病例 2744例 死亡 80例
其中湖北 累計 確認病例 1423例 重症 221例，危重69例 死亡 76例
湖北中 武漢 698例，重症 141例，危重 51例 死亡 63例
湖北（武漢之外）725例，重症80 危重 18 死亡 13例
快速計算得出全國（湖北之外）確診病例1321例 死亡4例

一

按這個數據，計算一下確診案例中的死亡率，就能得到完全不合常識的數字。
死亡 / 確診案例：全國平均 80 / 2744 = 2.9%
武漢 63/698 = 9%
湖北（武漢之外） 13 / 725 = 1.8%
全國（湖北之外）4 / 1321 = 0.3%
這個明顯有問題。武漢的死亡率是全國其他省份的30倍，是湖北其他地區的5倍。這個數據肯定不對。

二

我們來分析一下上面數據的問題。
首先，我基于常識，做出三個假設
1. 對確診案例，我們有理由相信湖北之外的統計更準確。目前其他省份武漢來的的人嚴防死守，發現一個病例，就全部隔離周邊接觸者。
2. 死亡案例和確診案例的統計只會少報，不會多報。有可能因為新冠死亡的人，因為沒有確診報成其他原因死亡。特別是在武漢目前醫療資源極端短缺的情況下。
3. 死亡案例的統計應該比確診案例更準確，畢竟患者死亡是大事，必須得給出死亡原因。但輕症患者來說，可能在確診前就自愈了。
基于假設，我們對上述武漢死亡率是湖北其他地區的5倍，是全國的30倍這個問題，提出幾個可能的原因。

可能的原因
1. 武漢的確診數量遠小于實際患者數量
2. 武漢的醫療機構被擠爆，導致重症患者不能得到很好的醫治，死亡率偏高
3. 外地病患處于比較早期階段，還沒發展到死亡案例
4. 武漢病患多為初期首次傳播，病毒毒性更大（第一批41個案例中死亡率高達15%）
本人的估計，四個原因都有，但是後三個原因無法解釋武漢患者死亡率和其他省份差出30倍。

三

根據目前能拿到的數據，非常粗略的分析一下。武漢/湖北的實際患者數量，以及新冠死亡率的合理估計分析數據來源：全國疫情數據，武漢市長的發言（總人口1400萬，留在武漢900萬，外流500萬）慧眼百度遷徙的人口遷移數據：武漢外流的人口中，65%為省內 35%為省外。

分析開始：
全國（湖北之外）1321例患者，絕大多數，以輸入病例為主，粗略估計輸入病例占 90%
1321 * 90% = 1189例
武漢之外的湖北，725例患者 也絕大多數為輸入病例，假設輸入病例占95%，
725 * 95% = 689例
175萬省外武漢人口，其中1189例為患者，患病比例為 6.79/萬人
武漢之外的湖北 689例為患者，患病比例 2.12/萬人
武漢 698例患者，患病比例 0.76/萬人
這個數據明顯不合理，湖北之外的武漢人患病比率是武漢本地人的9倍。而且目前湖北之外的武漢人口數量應該已經不會增加了，湖北之外的患者人數肯定還會增加，湖北之外的患病比例還會繼續上升。
同時，留在武漢的人群的交叉感染可能性更大，醫院的隔離條件不如外省，留在武漢本地人群患病率應該比離開湖北的武漢人更高才對。

最合理的解釋是，由于武漢本地醫療資源過載，試劑不足，確診的人數遠遠小于真實的患者人數，其中很多輕症自愈，根本沒有得到確診。湖北其他城市也存在類似情況，但比武漢程度要輕。

如果我們把全國的患病比例應用到武漢和湖北，得出的合理的患病人數是：
武漢 = 900 * 6.79 = 6000人以上，大概是目前公布的8-9倍
武漢之外的湖北 = 325 * 6.79 = 2200人左右。大概是目前公布的2.6倍

這個數字我認為是合理的，武漢目前在建兩個”武漢小湯山“合計2000個病床，同時從現有醫院也在不斷地征用病床。按武漢市長的說法，已經征用1萬張病床。如果只有2000個潛在確診病例(目前確診698個+1000個疑似），是不需要這麽大力度的。如果按疑似病例中大概一半會確診，大概6000個患者對應1.2萬個疑似病例，就需要1萬個以上病床收治。武漢政府目前應該也是按照至少5000個病例準備的。

如果用我推測的病例計算目前的死亡率。
武漢 63 / 6000 = 1.05%
武漢外的湖北 13 / 1800 = 0.7%
湖北外的全國 4 / 1040 = 0.4%
武漢的死亡率仍然高于全國其他地區，但這個數據相對就合理很多了。確診人數外的後三個原因可能是武漢死亡率偏高的主要原因。

另外，我個人認為6000個案例可能仍然低估了武漢本地的真實患者人數。因為按常理推斷，目前仍然留在武漢的人，患病的可能概率應該明顯高于已經離開武漢的人群。同時，湖北外其他省份的患者人數還在快速增加中。預計其他省份武漢輸入型病例的總數達到1500-2000個是必然的結果。如果按在外省的武漢人患病率千分之一，留在武漢的患病率更高來推算，武漢的真實患者人數超過10000人，我並不會感到奇怪。

然而，大家不需要為此而恐慌。因為這次新冠，本身就是高傳染性，高患者人數，低致病性，低死亡率的特點。大家不要把新冠看成又一個SARS，而是應該看成一次超強力流感。

四

本次新冠病毒，是在流感和SARS之間，傳染力高于SARS，但致病程度和死亡率遠低于SARS。

自然界是公平的，三種引發公共安全事件的冠狀病毒中，MERS 傳染力低于SARS，死亡率高于SARS，新冠傳染力高于SARS，死亡率低于SARS。

SARS是感染青壯年，身體好也沒用，這次的新冠主要死亡都是身體不好的老年人。從受影響死亡的大多是身體不好的老年人這一點，新冠病毒更接近流感而不是SARS。

上一篇文章我引用了美國去年（18-19年）疾控中心預測的流感數據

美國18-19年流感的總人口感染率 10% （美國3億多人口，3000多萬感染），重症（住院）率1.4%，因為流感導致的總人口超額死亡率 萬分之一（3萬多人死亡，3億多人口）。感染人口的超額死亡率千分之一。

目前我對新冠的預測是：對最嚴重的武漢疫區，總人口感染率千分之一以上，總人口超額死亡率肯定低于十萬分之五（我自己估計應該在十萬分之三以內）。患者死亡率肯定低于5%（我自己估計低于2%，在1%左右）。

與美國18-19年的流感相比，即使是最嚴重的疫區武漢，總人口感染率是美國18-19流感的百分之一，即使按照最惡劣的預測，疫區武漢總人口超額死亡率也不會到美國18-19流感的一半。

至于全國範圍統計，總人口感染率是美國18-19流感的萬分之一左右，即使按照最惡劣的預測，總人口超額死亡率也頂多是美國18-19流感的千分之五。（美國流感超額死亡率萬分之一，中國新冠的全國範圍的超額死亡率頂多的是 萬分之一再乘以千分之五）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En1Y_kUhp4
當時中國大陸其實是可以成為民主國家的，結果六四來了
要不是六四中國大陸絕對不是現在我們看到的這樣子，可惜不是
就連現在內容多元的知乎和Bilibili都被中共限制死了
不管六四還是毛澤東惡行都變成禁止事項，頂多只能批評洋鬼子
這樣的情況也無不影響港台的創作，像老夫子的反共情節在後來的版本都看不到了
我真不知道要等到何時中國大陸才能實行轉型正義呀？
武漢肺炎和美中貿易戰下個協議是否有機會呢？

可以幫忙看一下嗎 這張圖到底藏了什麼東西我真的解不出來...

有一陣子沒來綜合學術討論
怎麼一進來就是滿滿的政治話題?
這裡到底是政治學術討論 還是綜合學術討論?
看了一下討論的內容

根本就是滿滿的統戰臭味
是不是有些在搞統戰的還在幻想自己是相當中立的人?

陳經 風雲之聲
關注風雲之聲 提升思維層次

導讀
這不是台灣的成績，反而說明台灣經濟扭曲地發展，長期積累下來出了問題。

有人給我發了老朋友“洛杉機房東”的文章《台灣經濟究竟怎麽樣？》，讓我給些意見。這篇文章說台灣經濟很好，不是小好是大好，“購買力平價GDP”高達5.3萬美元，好到世界排名第15。

我和洛杉矶房東産生聯系，是因為房東炮制了一個“深圳三季度名義GDP增長只有0.5%”的怪論，我2019年11月5日寫了個文章駁斥。房東“如獲至寶”地發現了2019年三季度深圳GDP名義值居然和2018年差不多（實際是有統計調整，不可直接除），就此引申出“深圳經濟失速”這麽個“大新聞”。這個駁斥文《深圳三季度GDP增長“只有0.5%”？初中數學錯誤的根源在哪？》（文章見：https://card.weibo.com/article/m/show/id/2309404435291829043348?_wb_client_=1）還入選了當周微博的頭條文章“先鋒創作者”榜單。因此，我對房東是有好感的，有一定水平，犯的錯誤還值得說一下。

我仔細解釋GDP結算調整的原理之後，洛杉矶房東還是不承認他關于深圳GDP的說法有錯。即使一度引為知己的盟友“格隆彙學堂”改變觀點認錯了，房東仍然堅持觀點，安撫對他經濟水平産生疑問的粉絲。房東的微博只許關注了7天以上的人留言，經常刪貼拉黑人。通過這種“騷操作”，社區維穩搞得還不錯。但這事畢竟沒法掩蓋，有一定影響，不少人有印象。不止一人又將房東關于台灣經濟的離奇文章發給我，想搞明白怎麽回事。

2020年1月11日台灣選舉，民進黨蔡英文大勝連任了。但如果要說原因是台灣經濟搞得好，連民進黨死忠粉都不會同意。就在2018年11月24日的台灣9合1選舉中，國民黨還壓倒性大勝，22個縣市拿下16個。韓國瑜就是在民進黨執政30年的大本營高雄奇迹般逆襲，奠定了成為國民黨“總統”候選人的政治基礎。當時都認為國民黨“總統”大選機會很高，不少人出來爭當候選人，朱立倫、王金平、吳敦義、郭台銘都有意向，國民黨內亂了好一陣才征召了韓國瑜。民進黨貪腐無能，從2000年陳水扁上台開始，台灣經濟就走入頹勢，這已經是業界共識。

後來蔡英文借香港鬧事，以及國民黨內亂和韓國瑜的失誤，猛打政治牌才翻身的。國民黨的選舉口號是“拼經濟”，而民進黨自知經濟是弱項，口號是“芒果幹”（亡國感），說選國民黨就是要一國兩制“亡國”。台灣人看見房東鼓吹“台灣經濟很好”的文章，會覺得難以理解。如果台灣經濟數據不錯，怎麽解釋國民黨2018年底縣市長選舉的大勝？

這回讓洛杉矶房東“如獲至寶”的數據，是2018年台灣“購買力平價”人均GDP，台灣高達5.3萬美元的數值，高居世界第15位，比日本4.4萬美元還高，也高于韓國的4.1萬美元。台灣彙率人均GDP是2.5萬美元，購買力平價GDP比它翻倍還多。房東還鼓吹了台灣經濟的其它方面，但我這次就談這個“購買力平價”人均GDP，值得分析一下。

這個“購買力平價”GDP，大意是說各國彙率GDP統計，沒有考慮各國物價的區別。物價低的國家很可能GDP被低估了，所以要用“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來調整，簡稱為“PPP”。美國作為基準，PPP和彙率GDP都是用美元計價，數值不變。其它國家與美國物價對比，從彙率人均GDP計算出PPP計的人均GDP。

房東發現的是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給出的2018年世界各國PPP人均GDP數值。台灣53023美元排第15位（不計澳門與香港）。美國的PPP人均62606美元，和彙率GDP數值完全一樣，作為基準。

下面是日本韓國等發達國家，都比台灣低不少。中國大陸18110美元（2018年數值）排73位，正好剛超過世界平均值。

2018年相關國家的PPP與彙率人均GDP的變動統計（IMF數據，GDP單位為美元）

如果按IMF的2018年彙率GDP排名，台灣是25008美元排世界第35位（不計香港澳門）。台灣的PPP人均排名高居15，比彙率GDP人均排名高了足足有20位，排名提升非常多。

文萊升了23位，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升了22位，阿曼升了18位，阿聯酋升了16位，巴林提升了14位。PPP排名前30的經濟體，就只有這幾個排名大幅提升。台灣怪異地混入了一堆石油土豪國家中。

在排名中等的國家中，伊朗提升了30位，伊拉克升了16位，埃及升了35位，印度升了22位，越南只升了9位。

中國大陸2018彙率GDP是9608美元，排名67，PPP人均GDP只排73，反而降了6位，這可能出乎不少人的預料。日本的PPP排名也降了4位，韓國降了1位。

世界各國一般物價比美國低，PPP計的人均GDP相對彙率GDP會提升不少。只有瑞士、澳大利亞等極少幾個國家物價比美國還貴，PPP人均GDP還降了。世界PPP人均GDP比彙率人均GDP多出1.6倍，代表了世界各國相對美國的物價調整幅度。發達經濟體，除了台灣（石油土豪不算發達），調整幅度都小于1.6。

而發展中國家，調整幅度普遍大于1.6，通常都大于2.0，埃及甚至高于5。中國調整幅度只有1.88，所以PPP排名被一些調整大于2.0的國家超過去了，如多米尼加（2.64倍），泰國（2.71倍），伊朗（3.56倍）。

如果要問這個PPP調整合不合理，從大的方向來說，調整還是有道理的。發達國家上調的少，發展中國家上調的多，這個大方向是對的。中國等一些發展中國家上調以後，PPP人均GDP就能超過世界人均了，這更合理一些。

但要問具體國家與經濟體的PPP調整是不是合理，這就問題很大了。

比如印度彙率人均GDP是低于越南一些的，從平均生活水平來說，也明顯不如越南。越南人均住房23平米是印度2.3倍，越南人均吃豬肉就有30公斤，超過世界人均肉類消費水平，是印度人均肉類消費的七八倍。但是經PPP調整，印度上調了3.87倍，越南只上調2.94倍，印度反而排越南前面去了。再如埃及誇張地調整了5.19倍，彙率人均本來和越南差不多的，PPP人均一下跑到中等水平去了，比越南高了78%。

印度其實和埃及差不多，人口多國家條件差，大量窮苦人在社會艱難維持一個最低生存水平。埃及有名的是大餅，社會底層吃的“黑大餅”只要人民幣7分錢一個，政府為了社會穩定，鎖定價格十幾年不變。有這個大餅供應，埃及人收入再低也不會餓死。埃及尼羅河三角洲古代是糧倉，但是人口增加到約1億人以後，已經遠遠不夠吃了，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就要進口糧食。現在每年要進口100多億美元的糧食保證生存，好在進口來源沒有問題。印度也是，大量底層人收入極低，但是吃喝物價很低，也能活下來。如印度主力蔬菜洋蔥，平時供應充足時人民幣1毛1斤，非常便宜都能吃得起。近來印度洋蔥短缺價格大漲20多倍還産生了政治危機，補貨後慢慢平息（印度能擺脫“洋蔥政治”嗎？| 毛克疾、李知非)。

揚雲飛 旅俄華人

2020年1月15日，在延遲了一個月左右的時間後（往年的慣例國情咨文是年末十二月份發表）普京發表了國情咨文，有鑒于低迷的國內經濟問題，俄國國內外都對此事期待不多。沒想到一貫不按照常理出牌的克宮，這次首先給是各國的新聞媒體與政論人士，其次是相當大數量的俄羅斯民衆都送上了一份遲來的新年禮物：梅德韋傑夫總理宣布內閣集體辭職了。
一石激起千層浪，各種傳言猜測紛紛而至，各種說法都有，這裏就不一一列舉了。
這個事情吧，乍一看很突然，畢竟梅普唱二人轉搭檔多年，很多人認為他們倆會一直唱到地老天荒。這兩年俄羅斯國內反對梅德韋傑夫的呼聲很高，各種體制內和街頭的在野黨都各種串聯運動遊行抗議，因為大家都知道撼動普京的地位是不可能的，矛頭都直指梅德韋傑夫。

為此普京不惜搭上自己的威望，也要力挺老夥計，甚至導致自己的支持率也大幅度下跌。當這些浪潮被用盡各種方法打壓下去，日漸平息的時候，卻突然來了一個“驚喜”。


這裏有必要對俄羅斯的政治生態有個簡單介紹，以便理解。有個說法被稱為“奧林匹斯山諸神模式”，也有另外一個稱呼是“克裏姆林宮塔林模式”。對中國人來說，可能更好理解的說法是“山頭主義”。各個不同的政治派系依據理念和集團成員構成的不同，分別占據整個政治生態圈裏面的不同位置。這種生態造成的結果就是，整個政府內部，都是來自不同山頭的代表組成，互相之間溝通很差，雖然不至于到達二戰期間日本海陸軍之間勢同水火的關系，但也是恨不得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為了避免更大的矛盾，每個山頭負責一個領域，其他的不要隨便插手。

二人關系本不像想象中的那樣融洽

梅德韋傑夫代表的也是一個重要的派系，自由主義派。很多人聽了可能一愣，覺得俄羅斯政壇上還有自由主義的生存空間嗎？答案是有的，不但有而且還很大。不過梅德韋傑夫代表的自由市場派，他們這批人主要是負責經濟領域的，政治與宣傳領域他們插不上手，同樣主管政治和宣傳的也對經濟領域插不上手。
這就造成了俄羅斯一個獨特的政治現象，一方面官方媒體把自由主義罵的狗血淋頭，另一方面在經濟領域出台的全都是自由經濟主義原教旨分子們制定的政策。這種巨大的裂痕在相當程度上可以解釋當前俄羅斯經濟困境的原因。
梅的派系在俄羅斯也被稱為“金融經濟組”，一般的認為是由財政部、經濟發展部、央行和梅本人構成的三駕馬車，以及和他們關系密切的數家大型國企。事實上，這一派系早在2014年就和其他多個派系因為克裏米亞入俄一事産生激烈矛盾。就像前面說的那樣，俄羅斯政治體系是模塊運作的形式，克裏米亞入俄的支持者和操作者是另有其人，之後更是引發東烏克蘭危機導致俄羅斯被經濟制裁。

經濟制裁對俄羅斯的經濟影響頗大，雖然最初最為擔心的引發物價通脹一事被壓制住，沒有短期內發酵，而是被分散到四五年的時間緩慢釋放，但是由此産生的經濟後果也由2014年之前普京政權體系下形成的城市中産階級所承受，包括和西方聯系緊密的諸多寡頭們也損失頗大。

對梅派系來說這事簡直是天上掉下來的無妄之災，因為他們推行的自由主義經濟政策非常需要與歐美國家保持聯系，需要那邊的金融與技術的輸入來維持經濟增長。但是被制裁後這一切大多被掐斷了，讓已經習慣這種經濟關系的梅派系簡直無所適從，而隨之而來的解決經濟困難的重任卻扣在了他們的頭上，典型的“吃糖你去，背鍋我來”的悲催局面。由此産生的爭吵在俄羅斯內部早就不是秘密，梅德韋傑夫曾經公開宣稱：“所有人都要明白，我們今天面臨的困難，就是對克裏米亞入俄支付的代價”，這讓主持克裏米亞入俄一事的派系暴跳如雷。

當然也不僅僅是口頭說說而已，很大程度上，梅派系說服了普京放棄對後者的支持，將對東烏克蘭的策略轉為長期冷凍衝突，而不是銳意進取建立龐大的傀儡政權區或是直接收納至俄羅斯領土內。
反對梅的派系，在體制內也有很多團體，如果以2014年烏克蘭危機為起點進行考察的話，可以簡單地稱為“國家主義”派系（當然內部非常複雜，這是一個籠統的說法）。這一派系對內政外交都有與現政府不同的路線和主張，對外有恢複蘇聯/沙俄領土的野望，對內則更加強調政府直接調控與加大對底層民衆的補貼等等。由于克裏米亞入俄一事帶來了巨大的國內聲望，諸多參與者和第一線執行者都獲得了極高的政治聲望，並且非常積極地要把這些虛的政治聲望轉化為實際的政治地位。由于很多在野派系和非體制內派系參與了這一進程，這對普京體制造成了極大的衝擊。

2014年普京放棄支持激進的國家主義派系，進而對其多有打壓之舉，現在看起來還是頗有先見之明的。

雖然梅派系都是一些教條的自由主義分子，但是在國內施政上最少不會添太多的亂子。而新的派系如果開始主政，能否如他們自己說的那樣落實自己的許諾，也是一個頗大的問號，如果變成了一種教條代替另外一種教條，那麽潛在的風險就太大了。

正是在這種衝突的背景之下，普京勉為其難地在2017年決定再次參選總統，而不是退休隨自己的心意去做個可以說走就走的旅行家，作為交換的條件，與普京同時代支持他上位的各路諸侯們則紛紛退休。事實上，普京在俄羅斯國內的政治地位，也是一個逐漸上升的過程，從最初只是大家推出來的“管事人”，逐漸成為“主事人”，然後升為“盟主”，要一直到了2018年才徹底完成大權在握可以隨意進行人事安排的“沙皇”。那段時間之後經常可以看到普京大手筆地解除地方州長們、將軍們的職務，這不是俄羅斯政壇不穩定的表現，而恰好是代表了普京地位的空前鞏固。
2018年就任總統後，普京繼續任命梅德韋傑夫為總理，並且留任他的整個團隊，在當時的俄國國內引起了頗多怨言，一方面持續的經濟不振讓很多人感到不滿，另外一個方面則是很多在烏克蘭事件當中的“功臣們”都自認應該上位了，結果還是沒有新意的老一套。

不過那時也就有人預測過：新的政府班子任期不會超過2-3年，他們的任務就是把一切得罪人不討好的政策都快馬加鞭地通過了，然後頂著罵名和仇恨下台，甚至有了“神風特攻隊政府”之稱，那之後再把位置讓給普京挑選的真正繼承人。
現在看起來，這個預測一半對了，另一半還沒有落定。2018年梅德韋傑夫再次組閣之後，確實推動了一系列不受歡迎的改革措施，比如導致普京支持率減半的退休金改革計劃。但是說起來，2018年的梅政府，也是自由市場經濟派空前強大的時代，包括財長被任命為第一副總理。用普京的話說就是給予其全面的支持，但是也不能為完不成工作目標找借口。
事實上，梅政府這一屆最大的“功績”，是一舉廢除了從蘇聯時代遺留至今的2萬多條國家標準和法律法規，當然這事引發的社會關注度不大，主要是政府內部造成了極大的風波。但是即使如此，兩年多下來俄羅斯經濟並沒有預期的起色，當然不是說沒有好轉，只不過很多細節的轉變無法帶來立竿見影的效果，所以導致民間怨聲載道。

2019年全年，俄羅斯主要的政治議題就是“倒梅”，從政府內部暗流不斷到街頭運動，但是這些活動基本上都在普京的影響下被撲滅了，當人們都以為梅普繼續唱二人轉唱上500年的時候，普京卻突然安排梅德韋傑夫辭職了。換句話說，這並非是內憂外患壓力下的決定，而是政治操盤手優雅從容地走了一步蓄謀已久的好棋。那麽問題來了，這步好棋劍指何方，目的又是什麽呢？

如果在一兩年內台灣被中國統一的話
國際上的制裁會僅止於大陸地區不包括台灣嗎?
台灣跟美日的關係會只剩下基本經貿往來
但總體上倚靠大陸市場的比重會更大嗎
而台灣仍然跟香港一樣保持自由經濟
所以國際上還是會以台灣為基地進入中國市場
還是說台灣的經濟市場會有什麼天大的變化

大概知道明天投票完後
又有人再吵以後要先考過試才能投票
所以我先把串開好讓你們來吵

面對共產主義，身為自由主義者，必然會堅決與之對抗。但現今的中國，在鄧小平改革開放後便逐漸擁抱自由市場，處處可見資本主義的模樣，因此若要用「中國等於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等於共產主義」這樣的論述面對中國，很容易失準，淪為為反而反

若我們從實證角度的觀點來看，中國在某些產業的自由程度更勝台美，以下引述元毓的臉書
via 元毓：

我舉個例：就說模具管理與自動快速換模系統這塊，中國有很多小創新，累積起來進步驚人。現在回頭看，很多作法30年前根本不存在。這塊的累積創新幫助造就中國快速大量低成本生產得以實現。

光靠廉價勞工怎麼可能。

顯然是產業脫節嚴重才不知道中國大陸創新力道在哪。這也經濟學基礎很差，才會忽略這麼多關鍵侷限條件，以為光靠資本與廉價勞工就能經濟起飛，如此根本無法解釋同時期改革開放的中國與東歐共產世界為何30年來有如此巨大生產力差異。

從經濟學看，真正能在市場存活的創意不見得引人注目。那種「跨大步的扯著懶趴」的創新往往遠不如實作中累積的多項小創意，只是前者充其量也只是吸睛。還有，美國資本市場如此發達、法規多如牛毛下，照樣有許多如Elizabeth A. Holmes這種以創新為名的詐騙投資案。

順道一提，中國在稻米、小麥與棉花等經濟作物的基因定序與改良方面也一直有所投入，某些方面甚至屬於世界領先地位。而中國料理近20年的巨大進步與瘋狂創新（如海底撈）正是自由市場經濟的產物。

當然，被偏見矇弊的普通人是看不見的。他肯定不相信，許多行業，中國市場遠比美國自由得多。美國政府的干預與人治造成的不可確定性，一點也不輸給中共。」

#大政府的管制問題

不可否認，中國政府的確做了許多不必要的管制，舉凡各位最注重的言論自由，甚至是最近的禁犬令等等，這在我們的眼中看來絕對是錯誤的方向。

在我的眼中，目前中國的政策有點精神分裂一樣，在某些地方努力降低交易費用，比如明年元旦起，中國又要降低關稅了，正往著張五常大師所希冀的方向前進，但卻又在另外一些地方努力製造交易費用。

但很肯定的是，中國的確在基本的產權保障上做了長足的改善，而這樣正面的經濟效益之巨大，足以抵銷其他較為影響較小的管制所帶來的負面經濟影響。

#要與中國合作還是與之對抗

人類必須得靠合作才能更有效率地創造財富，因此不論對方對於自己是不是抱著敵意，合作永遠都是最好的選項。

選擇合作，意味著墊高了衝突的機會成本，合作帶來的效益越高，衝突造成的損失就越大，這也是我認為兩岸關係最好的處理方式。

當然，我們在經濟上選擇合作，並不代表我們要放棄武力，相對的，更應該增加彼此之間的衝突成本。而最好的狀況就是人手一顆核彈，而誰都不敢先亂按按鈕。